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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企价值观中的毒瘤

发布时间:2012-05-15 14:53:33  阅读量:2686

作者:医药观察家  

核心提示:

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简言之即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趋利性能使人疯狂,使人黑心,使人贪婪,使人为所欲为。而在医药行业,一枚小小的胶囊足以验证这个观点。更令人震惊的是,面对企业所言是药品价格竞争的加剧迫使药企节省成本,以致使用工业明胶制成的有毒空心胶囊的辩解,还有附和者的存在。

 

是企业出了问题,还是这个行业、这个社会都出了问题?在修正巨额广告费用曝光后,不少人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言下之意,还有相当多的企业有着和修正一样的畸形的价值观——关注知名度所带来的利润,忽视产品的真正功效。当然,这样的感慨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中国药企畸形的价值观也绝非此一种,当哈药陷入“环保门”后我们得以观赏了其宏伟的“皇宫”,当郑筱萸被双规后我们顺带见识了中国新药审批的荒唐及其背后企业回扣的泛滥……几乎可以肯定,每一次当问题被点燃后,都会引发这个企业乃至行业的连锁反应,从而暴露出更多更惊人的内幕,而这样的内幕从极大程度上所代表的就是整个行业的价值取向。

 

在去年的成都药交会上,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王波曾大声疾呼“提防恶性事件,药企要守住良心底线”。但或许是他的声音太过微弱,也或许是长在中国药企良心里的毒瘤早已根深蒂固,这个呼声至今也没有改变这个行业丝毫,其仍停留在最原始的追求最大利润价值观的阶段,并刻意地忽视着本应有的使命,而肆意放大自己对利益的追逐之心。

 

知名度大于一切

 

如果非要评出这个世界最不需要宣传的商品是什么,药品绝对应该入选,因为其是一个完全科学和客观的商品。但在中国,事实却背道而驰,特别是在近几年,药品广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中,甚至很多药企把药品当保健品来操作,赋予其本不具备的特质,进行虚假的宣传,他们奉行“眼球经济时代,知名度胜过一切”的价值观,认为内在的品质很难一下子吸引人,而且需要付诸时间成本长期培育,但外在的名气,却可以花钱大造声势。

 

不可否认,这种理念在短时间内确实使不少药企收获了疯狂增长的业绩,以修正为例,其2009年时销售收入仅为115亿元,2010年时便突破至171亿元,2011年则接近300亿元。而如修正般靠广告发家的明星药企决不在少数,甚至从整个行业来看,药品的制造成本在品牌药总成本中也仅占大约20%,其他的几乎都是广告或营销费用。但这种用广告或炒作堆积起来的知名度无疑具有极大的风险,只要宣传暂停,销量就很容易下滑,而一旦有“药害”事件发生时,此前的宣传更很可能瞬间将其推向风口浪尖。更本质的问题还在于,追求知名度的药企多数都存在着成本的严重分裂,在研发上的投入极少,产品也多缺乏技术含量。

 

    恶性竞争

 

在中国药企的“功德簿”上不难发现恶性竞争随处存在,药企为了降低药品价格从而具有比较竞争优势,可以在原料里肆意添加本不应存在的东西,如格列本脲及苹果皮;也可以在明知药品不合格的情况下开出合格证明,如“齐二药”事件;更会在只有几厘钱差别的情况下选择铬含量明显超标的胶囊。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性竞争掩盖了药品本应有的价值,不断地创造出惊人的假药、伪药,并使真正按照相关标准严格生产的药品反而成了高价药,甚至还要受到公众的质疑,在唯低价是取的招标中,这种恶性竞争更是无处不在。

 

当然,这种恶性竞争的存在与我国大约六千多家的庞大药企基数相关,但这并不能构成其丧失道德底线的原因,恶性竞争与盲目追求知名度一样,是药企在发展过程中的下下之策,并且只能使药企收获短时间的利润,而当行业的集中度提高时,其必然会被淘汰。此外,恶性竞争的出现也会影响到企业员工的行为及其内部的良性发展,不难想象,一个恶性竞争的企业几乎不可能会是一个能留住人才,并使其发挥真正才能的企业。

 

回扣泛滥

 

在中国,很多人进入医药行业的原因仅在于——这是一个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的行当,甚至这种超额利润的获得并不完全需要绞尽脑汁策划正常的市场推广,而只需要进行商业贿赂性的公关活动。据国家审计署调查,2001年以来北京市所属10家医院收取药品和医疗器械厂商等支付的各种折扣、回扣、赞助等约3亿元。而除医院外,有关医生、药品管理人员索取和收受回扣的现象也屡见不鲜,20064月,因“开颅戒毒手术”而名噪一时的广东某医院原院长涉嫌贪污50万美元;200612月,已经卸任一年零六个月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也因涉嫌收受贿赂被中纪委“双规”……

 

虽然,在泛滥的回扣下,营销环节耗费已经占到药企成本价与出厂价差额的50%甚至更多,但药企仍然乐在其中,并且承担着这条高药价利益链的参与者、共谋者及推动者的角色。当然,从某个程度上来说,这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扭曲,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医药企业急功近利,严重背离市场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的利益价值取向,或者说如果没有药企的纵容,就不会有医院、医生收回扣成风。同时,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药企也在不断地将“行贿成本”添加到药品价格中,从而推动药价越涨越高。

 

漠视社会利益

 

事实上,药品是最容易满足社会利益的商品,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但仅哈药的“环保门”就足以颠覆这一观点——药企完全可以在制药救人的同时排污害人。排污害人的原因并不是我国药企缺乏相关的环保技术支持,而是其只关注环保成本,企业使用环境资源时,不会考虑它的经济成本,比如排放废气、使用河流排污等。这从本质上来说,也反映了我国药企缺少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不难发现,如今在国际竞争中,企业除了比拼价格和质量外,还在比拼其所履行的社会责任有多少。同样以环保为例,在日本,越来越多的企业以公布环保报告来提升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法国、挪威已制定了把企业环保措施纳入财务年报的制度。但在中国,真正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少之又少,在他们的利益相关者中,环境等公众利益是被排除在外的。

 

而除哈药之外,归真堂的活熊取胆事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制造药品本身而言,活熊取胆是不应受到如此大争议的,或者说其也在进行技术的革新,但事实上,活熊取胆明显超出了公众所能接受的道德底线,而公众的质疑也直接影响了其上市。由此不难总结出,只关注利益相关者而忽视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很难在情理上被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