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2573例，无症状感染者25146例，至此，上海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超27万例。

4月12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表示，上海疫情社区传播尚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处于快速上升期”。

没有结束的疫情，伴随的是没有结束的封控。3月底起浦西、浦东轮流封控；4月5日起，全域静态管理；4月11日开始划定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其中，要求“足不出户”的封控区覆盖人口1501万人，超过上海的半数人口。

与这场全域静态管理相关的各种次生问题，癌症患者和血透病人等群体的就医，老年人和孕妇的保障，方舱的隔离条件，买菜团菜的喜忧……上海疫情仍处在舆论场中心。

如果将目光稍稍挪开，会发现不只上海，3月以来，“全域静态管理”几乎成为各地防疫的新常态：

3月22日，河北省唐山市实施全域静态管理，4月11日解除。本轮疫情中，唐山的感染者约500人。

4月4日22时起，安徽六安市中心城区实施静态管理。次日，安徽阜阳市主城区实行静态管理。此前，安徽感染者达250名左右。

受上海疫情外溢影响，江苏苏州自3月以来报告本土感染者近400例，一度传出要封城。尽管常务副市长已“辟谣”封城，但苏州两个毗邻上海、阳性感染者数量最多的地方仍进行了静态管理：4月6日起是昆山市，11日起是太仓市G15高速公路以东市域范围。

而上海之外，疫情最为严重的吉林省，“多点相继封控”的局面更为明显：

3月21日至24日，吉林省吉林市实施全域静态管理，小区内部便利店、超市禁止开门营业，管控区居民每2—3天可以通过电话或者在线上订购生活物资一次，由防疫人员配送到单元门口的货物接收桌，居民自行消毒后错时错峰取走。25日，吉林市决定再实行5天的全域静态管理，同时“全员核酸检测、全面流调排查、全民清洁消杀，全程查漏补缺”。

吉林市解除全域静态管理的这一天，长春“跟上”了。3月29日，长春市城区实施社会面静态管理。

“续封”的还有吉林辽源市。4月2日至4月3日，辽源市全域实行静态管理，而后开展第六轮全员核酸检测。4月10日，辽源市方面宣布在第七次全员核酸检测中发现了阳性感染者，决定全域范围内“继续实施最严格的静态管理”。

据八点健闻不完全统计，3月以来，全国已有接近20个区县级以上的地方实行过全域静态管理或封控。

“新发生疫情的地区能够快速有效处置，没有形成新的规模性疫情”，4月12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方面所表述的事实，代价是全国多地的生产生活全面暂停，短则几日，长达一周甚至更多。

“封城”一词早已在官方表达中默认不提，如今，一座城市按下暂停键，有时也不以“封控”或是“全域静态管理”“社会面静态管理”为名进行。

例如广东深圳。3月14日至3月20日，深圳连续进行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但与此同时，除保障城市运行及供港物资货运的交通外，全市公交、地铁停运；全市社区小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非城市保障型企业停止运营或居家办公。

随着疫情形势的进展，全域静态管理的触发越来越容易，多个县级行政区甚至在没有确诊病例，或只有1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时，就纷纷宣布进入了全域静态管理状态。

4月2日，江西抚州南城县宣布前2日分别发现2例阳性，即日起全域实行静态管理措施。目的是“为进一步排查风险，实施精准防控”。

情况类似的还有辽宁省阜新彰武县，在4月10日“发现一名初筛核酸检测结果异常人员”后，于次日全域实行临时静态管理，非必要不外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暂时停止。

全域静态，该何时触发？

在奥密克戎传播力的强势下，全域静态管理的“模仿效应”似乎正在形成。对于一些地方的做法，有公卫专家评价为“粗犷式封控”，“拉大网，鸟枪散弹”，会在经济持续和民众正常生活方面引起较大损失。

这位专家还提到了一个在国内几乎已达成共识的防疫思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封控严了没有被追责的，封控松了就容易被追责”“宁左勿右”。

但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是否草木皆兵？如此低的全域静态管理门槛，市民生活全面停摆，是否是实现“动态清零”的唯一路径——在3天内发现8例无症状感染者后，江苏宿迁市决定4月1日起在中心城区实施静态管理，为时6天。封控期间，发现5名确诊病例和131名无症状感染者，于是决定延长封控2日，随后感染者数量回落——这几乎要教人拍着胸脯松了一口气，“幸好早封了”。

那么，在精准防控越来越难以赶上病毒传播速度的当下，什么时候，我们该认输，启动所谓的“全域静态”？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出现多少例感染，封控比较合适？

有公卫专家表示：“现在很多地方只有几例就封起来，这种做法肯定是有点过了的，那只是看别人封控就跟着封控了。”

一位流行病学家则更详细地解释：“不能看见一个阳性就封，要分情况。区分这位阳性感染者的是否社会活跃人群，是否轨迹复杂，接触的人多？以此来预估这例阳性的暴发预期有多大？”当然，他也承认，这种决策“与地方的管控水平有关”。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同样表示：出现两三例感染者，便要进行预判，地方疾控要有一定的预判能力，如若预判能力不够，便可以进行“万人抗原调研”，大胆使用抗原检测，连续几天每天测，再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封还是不封的决策。

一位知乎网友chenqin通过对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的确诊数据与城市人流量数据对比，曾进行了简单计算，其计算结果显示：

“若要用较大把握防控奥密克戎变异疫情，我们不得不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唯一能够百分之百保证疫情不出现大规模扩散的方法……在第一例病例出现后，立刻采取最为严格的封控。”

上述数据还显示，在相同防控程度下，奥密克戎变异疫情的扩散速度要比非奥密克戎疫情快5.82倍；要控制住疫情的扩散，奥密克戎变异袭击的城市需要在原有封控强度上再额外减少一半以上的人流量，才能取得非奥密克戎疫情下相同水平的防控成果。

当然，这只是未经审议的一个粗略估算结果。

事实上，自奥密克戎登陆中国以来，各地在处理这种新毒株相关疫情时，通常都是在实行“提级管控”类升级管理，然而，管控手段究竟应该如何升级，又升级到何种程度？多大程度的封控才可以控制住奥密克戎？并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封城两周，损失3000亿

对于奥密克戎的防控，“要么清零，要么放开，到目前为止，还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间路线’”，病毒学家常荣山向八点健闻表示。

然而，为了清零而频繁封城，或“全域静态管理”，对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与民生，影响巨大。而事实上，与欧美等曾经实施过lockdown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封城的经济成本更高。

根据一篇3月中旬发布的，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联合研究中心宋铮与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研究者，共同撰写的《中国封城的经济成本》（下简称：《经济成本》），中国封城所造成的经济成本大约是一般欧洲国家的3-4倍，几乎是意大利的6倍以上，这些经济学家们推测，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城更严格也更有执行力。

在《经济成本》一文中，利用城市间的卡车流量数据作为起点，这些研究者评估了中国实施过全面封城的16个城市和部分封城的18个城市，以此估算出了这些封城对当地，乃至一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

根据他们的估算，封城一个月，经济损失大约为该城市全年GDP的4.5%。而如果是对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实施封城，只需两周，对当月全中国GDP的影响就能达到2个百分点左右，根据去年的数据测算，这个数值大概为1900亿元，这其中，有大约7%来自于当地封城对其他城市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

而如果是部分封城，其经济成本大约为全面封城的四分之一。

在研究者们估算的一个最为极端情况下，如果中国十分之一的城市被迫封城两周，当月中国的GDP损失会有3.1%，若以2021年GDP计算就是接近3000亿人民币。

基于这些估算，这批经济学家写道：“持续的新冠大流行，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也是一场经济危机。”

而考虑到静态管理的经济成本与巨大的民生问题，就在4月11日的上海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上海将实施分区分类差异化的防控。分区的方法，源于2021年9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方案》，在其中，按照疫情传播风险的大小，将相关区域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三区，并实施阶梯式的管控措施。

对此，多位流行病学或病毒学专家也对八点健闻提到：“分层防控”，“部分的、临时性静态管理”。

“封城肯定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它的经济损失相当大”，金冬雁表示，香港曾有过较长一段时的禁飞，虽然目前已恢复了部分国际航班，“但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是不可逆的，有些机会失去了，永远失去了，有些公司撤走了，就永远撤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