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终于从疫情中恢复正常后，第七批国采紧接着上马了。此次集采不仅品种数量和参与企业众多，而且创新性地采用“品间熔断”和“备选企业”策略，试图在充分竞争降低药价与保证中选品种供应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但实际效果如何，还是要看开标日结果和执行阶段的真实反馈。但总体而言，国采发展至今，相关方对降价的要求已经视觉疲劳，内外企是否妥协似乎也早已注定。

最“卷”的一次国采？

贴身搏杀刀刀见红

尽管前段时间上海的封城让城市停摆，但解封后上海的城市职能迅速恢复，业内心心念念的第七批国采，也随之快速上马。

6月20日，上海联采办发布《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文件》，第七批国采终于等来官宣。与此前公示的58个品种208个品规不同，第七批国采包含61个品种125个品规。其中涉及多款规模超十亿大品种，如重点监控品种依达拉奉、近30家药企满足条件的第七批集采“内卷之王”奥美拉唑注射剂。

其中，有12个产品的生产企业在10家以上，这一数字远超之前；同一品种竞争者在5家之下的比例仅有33%，这一激烈状况引发业内关注和热议。

“疫情延迟3个月，导致积累的厂家数量多，涉及品种市场金额大，同一个品种竞争企业多，注射剂数量多。”武汉哈瑞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传勇认为，新的规则加强了最终竞争情况的不确定性，市场竞争已步入最激烈的拼杀。

细致研究采购文件不难发现，“品间熔断”规则是第七批集采规则上最明显的突破，打破了以往入围企业满足1.8倍熔断、50%降幅、0.1元托底三者条件之一即可获得拟中选资格的规则，拟中选规则在原有三者条件之一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根据同品种价差排序，进一步淘汰价差较大的前6名品种的最后一名。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同品种最高价不可直接中选，或直接影响所有参与本轮集采药企的报价策略，虽然尽可能维护利润空间是不少药企的出发点，但是这一规定无疑增加了走“高价”中选策略药企中选的不确定性。卢传勇也同意此观点，他认为，“品间熔断”规则的推出，导致企业竞价中标的漏洞越来越小，对报价管理更加严格，最高限价依然不高，企业中选压力较大。

近年来，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不断推进，用市场化机制有效挤压了医药价格虚高。今年年初，国常会也提出，要推动集中带量采购常态化、制度化并提速扩面，持续降低医药价格，让患者受益。而按照此次国常会决策部署，2022年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将再次升级，不仅集采数量将增加，集采品类也将再次扩围，第七批国采的数量和种类也验证了该趋势。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入围企业中，齐鲁制药、扬子江药业、科伦药业、石药集团、中国生物制药和成都倍特药业有超过10款产品过评纳入集采。其中，齐鲁制药共有17款产品纳入名单，扬子江药业和科伦药业共有13款产品入局，石药集团共有12款产品纳入名单，中国生物制药过评11款，成都倍特有10款入围。蝉联三次国采中标的冠军齐鲁制药，从目前集采品种过评情况看，仍以17个品种处于领跑位置。

市场规模大且竞争充分的品种向来是集采的重点，第七批国采也延续了大品种为主的趋势。从第七批集采品种在2021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的销售情况看，销售额TOP10品种合计市场规模超过300亿元。此外，本次集采所涉及的原研品种跨国企业数量更是众多，勃林格殷格翰、GSK罗氏武田吉利德赛诺菲、诺华、灵北、卫材、费森尤斯卡比、默沙东、雅培、阿斯利康、安斯泰来、BMS等均有不少品种纳入本次集采。

“本轮外企中选率应该也和前几批的预期差不多，不会有太大的起色。”卢传勇判断，外企面对愈发常态化的集采，一方面大多数跨国企业选择放弃集采竞标，并在非公立市场发力以保证其价格体系及营收；另一方面，将创新模式及新渠道转为集采相关过专利保护原研药的主要战场。至于本土企业，未来在应对集采时，可以在纳入集采前主动扩大其商业优势，并且积极探索创新模式和新渠道，为将来非公立市场的开发做准备。

创新设置“备选企业”

降价与保供二者兼得？

国家集采从2018年11月推出至今，尽管已进入到了制度化、常态化阶段，在实施过程中还是有质疑的声音出现，集采品种供应也成为部分药企难以完成的KPI之一。

第七批国采中，最大的创新之举还是新增了备选企业的规则——也是集采保供的明确制度化。中选地区和中选企业规则变得更为复杂，提出了备供地区和备选企业。关于备供地区，文件提出，拟中选企业在主供地区确认完毕后，进行备供地区确认程序。每个拟中选企业的备供地区须不同于其主供地区。若拟中选企业数为1家，则无需参加备供地区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提出，拟中选企业确认后在备供地区成为备选企业，备选企业按其中选价格直接在备供地区挂网供应。当主供企业无法满足所选地区市场需求时，备供企业可按有关程序获得主供企业身份。具体启动程序和条件由各省级医保部门负责。

对于此举能否杜绝类似于华北制药断供现象的发生，卢传勇认为，从医药产业供应链的角度看，产能大、供应能力强的企业，中选几率更大。而企业被评定为失信，可能是由于集采断供、医药回扣、不正当竞争等多种原因造成的。相关规定减少类似企业的主供和备供地区，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集采供应出现问题的概率。

还有观点认为，备选企业的规则是设置供应的“双保险”，虽然保证了终端用药，但也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变数。原本企业是按照拟采购量估算自己的报价，但现在还要考虑备供因素，计算价格时必须考虑大量增加供给的情况。企业不但要保证自身的产能满足备供需要，还要考虑成本、定价等。预计本次国家集采中，企业杀价时会因为“备供选项”而变得谨慎一些。

“企业杀价时会因为‘备供选项’而变得谨慎，这个可能性不大，一般生产企业的供应保障量就是远大于某一个省集采的量，而且企业的市场销售渠道也多元化，不一定都在集采市场，企业有充分的自由调配和供应调节手段完成作为备选省份的供应保障。”卢传勇认为，对于企业的产能与供应保障，企业在报价和生产环节肯定会进行综合测算，而对于政府采购来说，的确是对保供起到了“双保险”作用。

卢传勇总结认为，从近几年的集采推行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趋势来看，主要聚焦三大方向：一是以慢性病、常见病为重点，继续推进国家层面药品集采，各地对国家集采外药品开展省级或跨省联盟采购。今年底前，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在每个省合计达到350个以上；二是逐步扩大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面，对群众关注的骨科耗材、药物球囊、种植牙等分别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开展集采；三是保证中选药品和耗材长期稳定供应，加强监管，确保中选产品降价不降质。医疗机构要合理优先使用中选产品。

从2018年底至今，我国已经开展了六批七轮全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共采购234种药品，涉及市场金额约占公立医疗机构化学药和生物药采购金额的30%。前六批药品集采平均降价53%，有力地挤出了虚高空间。国采已经进行到第七批，不管是国家集采还是省级集采、联盟集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已经成为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新常态。

这也意味着，随着药品集采的品类范围不断扩大，全方位“内卷”正在激烈上演。